乐评实践|成都交响乐团《风与鸟》音乐会乐评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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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融的英雄画卷与自然交响

——评谭盾《风与鸟》成都交响乐团音乐会

作者：杜雨轩（音乐学系2024级硕士研究生）

谈及音乐的中西融合，谭盾的创作无疑是这一趋势下的鲜明例证。作为当代炙手可热的华裔作曲家，从《离骚》到《女书》，从《水乐》到《敦煌·慈悲颂》，谭盾不断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作曲技法之间进行融合探索，他将之称为叙述“中国故事”、谱写“中国语言”、延续“中国文化”。2024年6月15日，谭盾与成都交响乐团合作，为成都听众带来了他中西交融的“自然交响”。初看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似乎能体察到谭盾的叙事原则。整场音乐会以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召唤英雄》作为开篇，谭盾似乎意在“召唤”随后作品中的英雄——《敦煌五乐神》中的五虎上将。下半场以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开启，不仅有意唤起听众的热情，也为后续作品奠定了民族色彩的基调，最终引出谭盾的另一部作品《帕萨卡里亚“风与鸟的密语”》。

威廉姆斯为纪念奥林匹克和亚特兰大奥运会谱写的《召唤英雄》成为了整场音乐会“序曲”般的铺垫。对于这首在各大庆典上颇受欢迎的乐曲之一，成都交响乐团的演绎可圈可点。与2012年德国国防军军乐团和2014年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绎相比，成都交响乐团在对《召唤英雄》的诠释中多了几分英雄即将问世的黎明之意。整首乐曲由铜管奏出的嘹亮辉煌、宏伟庄严的主题拉开序幕，随后弦乐组以柔美的旋律营造氛围。在“英雄威风”之中还带着几分辽阔柔和之感，随后在打击乐的烘托下，乐曲迎来了高潮，仿佛在叙述“英雄的诞生、荣耀与感动”。同时，打击乐部分的演绎也颇为出色。乐团能够准确捕捉到作品的核心表达，这种对细节的严谨处理和整体的精准把控，充分证明了成都交响乐团在演绎西方作品时已具备了极高的成熟度。

 西方英雄的“崇高”随即迎来了本场音乐会的“主角”——“东方之乐神”。关于《敦煌五乐神（五虎上将）》这部作品，谭盾曾在一段采访中提到：“早年在辽阔的沙漠中，我看到了仰慕已久来自千年的莫高窟。石窟的壁画深深感染了我，仿佛从画中听到了声音，这让我有了一种灵魂的冲动，想把这些壁画变成音乐，让人听见敦煌。”以此为源，谭盾又以《三国》中五虎上将为原型来进行创作。分别使用了奚琴（二胡的前身）、尺八（长笛，隋唐流行的乐器）、筚篥（汉代由西域传入的一种管乐器。用竹做管，管口插有芦苇做的哨子）、笙（吹管乐器中唯一的和声乐器）、五弦琵琶共5种乐器。这5种乐器分别代表了：仁、义、勇、忠、威5种精神，同时和不同英雄形象相关联：赵云（奚琴神）、关羽（尺八神）、张飞（筚篥神）、黄忠（芦笙神）、马超（五弦琵琶）。谭盾亦巧妙融合西洋乐中的低音乐器，除低音提琴外，还增加了圆号、大号等。中西乐器的交融配合，让人仿佛置身于战场黄沙中，感受每个英雄的故事，颇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之感。

将乐神的形象与特定的乐器相关联并非易事，但是在谭盾的创作中可以听到每件乐器的独特意涵。在描述关羽侠义之情时，他选择尺八来展现。在传统乐器中，萧笛类乐器总会与英雄气节相连接。由于尺八独特的气声，整段曲调空灵且豪迈。杨博文以尺八“超吹”的技巧，气势磅礴，尽显英雄侠义之风。而筚篥作为竹管乐器，其粗狂中带有一丝柔情，用来形容喜好文雅书画，性格也粗狂的张飞再合适不过。而奚琴的沧桑与深情，如同赵云在长坂坡的英勇与仁善，那穿越时空的旋律，让人仿佛亲历他七进七出的壮举，感受到那份无畏与忠诚。而芦笙的古朴与雄厚，则让人联想到黄忠老当益壮、忠勇无双的形象，那低沉的旋律如同他坚定的步伐，踏过岁月的长河。最后，五弦琵琶的韵律感与马超的威猛相得益彰，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雷霆万钧的力量，展现了他的非凡风采。谭盾以这五种中国传统乐器为笔，以音乐为墨，绘就了一幅英雄画卷。

下半场谭盾以拉威尔于1928年在管弦乐配器法上的“示威”——《波莱罗舞曲》开启。在对这部作品的演绎中，成都交响乐团展现出了对音乐层次的细腻处理和情感表达上的独到之处。尤其是演奏者们对每一个细节的精准把控，使得每个音符都充满了生命力。打击乐部分的表现尤为突出，鼓点清晰而有力，为整首曲子注入了澎湃的动感。这种精湛的技艺和对乐曲的深刻理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整场演出从乐曲平稳缓和地攀到顶峰后，最后如同瀑布般宣泄着结束。

在《风与鸟的密语》中，谭盾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创意，他精心谱写了一段充满灵性的“鸟乐”，将这段音乐录制下来，并通过微信转化为“数字鸟林”的音响。在演出过程中，观众通过手机依次有序的循环播放这些声音。使手机成为交响乐队中新的“乐器”。可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谭盾营造了一个“人为自然”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观众既是聆听者也是演奏者。

在乐曲结构上谭盾采用了帕萨卡利亚的固定旋律与变奏手法，与多种音响素材形成了巧妙的“对位”。其中，包括风与鸟的对话、交响乐队与“数码鸟语”的对位、以及现场观众成百上千部“手机乐器”的互动。这样的设计无疑是一种让音乐厅的内空间转换为自然场域极其有效的方法。这部作品不仅仅是演奏家在舞台上的独奏，更是听众与演奏家的“合作”。谭盾巧妙地利用现代科技和传统音乐元素的结合，打破了音乐厅传统的表演模式，赋予观众前所未有的参与感和临场感。然而，这样的创新也带来了争议。一些传统乐评人可能会质疑这种通过社交网络和手机制造的音响效果是否会削弱音乐的纯粹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谭盾成功地将传统的音乐表演形式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为当代音乐的先锋者又作为美籍华人作曲家身份，谭盾的音乐作品仍充满了一些复杂、对话、矛盾与模糊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体现在谭盾一方面利用二元论谈风格融合，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跨越国界，超越二元思考。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谭盾意象化的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个人与集体的多重音乐对话呈现在听众面前。

在他的音乐世界中，传统与现代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他将中国古老乐器的意涵转化为现代音乐的意象，创造出既传承历史又面向未来的作品。正如《风与鸟的密语》这部作品，不仅体现出了他对自然与音乐关系的理解，也暗示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上的哲思：既是融合，也是创新。

从《敦煌五乐神》到《风与鸟的密语》，谭盾的作品都是对历史的致敬与未来的探索，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幅生动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画卷。不仅让人感受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看到了他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不懈追求。不仅打破了传统音乐会的界限，也赋予了音乐全新的生命力和互动性。他的音乐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文化复杂性的独特视角。但我们仍不禁要问：这些看似“成功”的融合，是否真正实现了谭盾所追求的文化超越？抑或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文化包装之上？这或许是每一位聆听者在心中要寻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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