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综述｜李勋康：《全球音乐学与认识论的“跨文化”》

5月20日下午，苏州大学副教授李勋康博士应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教研室邀请，在武侯校区新教学楼509教室做了题为《全球音乐学与认识论的“跨文化”》的讲座，讲座内容主要关于“全球”这一术语中被忽略的全球人群，以及欧美术语中的“全球”这一概念所产生的悖论。音乐学系系主任、研究生处处长杨晓琴教授与何弦、王娜娜、李格格等老师，以及全校众多师生到场参与讲座。

       在正式开讲前，本次讲座主持人何弦副教授为大家介绍了李老师的学术成果与主要研究领域。讲座伊始，李老师首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整体介绍，主要围绕前任国际音乐学会主席蔡宽量教授所定义的“全球音乐学”概念以及“全球音乐学”中所存在的悖论进行简要说明。

      一、“全球音乐学”及其悖论

      1.“全球音乐学”概念

      全球音乐学是一个近年来脱胎于欧美研究语境的概念，由蔡宽量首先推行，并于2017年和2021年先后对“全球音乐学”作过两次定义。第一次定义是具有包容性的，他认为“全球音乐学”可以定义为世界各地的学者用各种研究方法、各种语言从事的音乐学研究。但在第二次定义中，“全球音乐学”成为了一个规定性的概念，且将其等同于“全球音乐史”，也就是说只有两个及以上异文化国家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才属于“全球音乐学”的范畴。而李勋康认为蔡的全球音乐学概念在实践中难以真正实现全球多样性，更多的是在欧美语境内进行理论探讨。因此，李将全球音乐学定义为复数形式，指在世界各地使用非欧洲语言或在欧美语境边缘的音乐学研究。

      2.“全球音乐学”的悖论

      全球音乐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悖论在于其试图超越欧美中心，但大多数研究仍然在欧美语境内进行，特别是在英语、德语和法语等西欧语言的框架内。所倡导的“面向全球”，实则也是以欧美内部为中心，再书写至中心之外的“全球”。因此，这导致了在讨论全球音乐学的时候又总是回到欧美学术语境。

      3.欧美科研的六个“港口”

      李针对蔡的观点作出回应，并将“全球音乐学”的讨论最终仍回归欧美语境的现象形容为“港口”，分列为以下六点：

港口一是全球化。全球音乐学源于全球化，但全球化这一概念本身是欧美语境的产物。港口二是欧洲大陆哲学。蔡有关“全球音乐学”的很多概念基础源自欧洲哲学，例如他对于国际（international）、世界（world）和全球（global）概念的区分就是扎根于欧美语境。港口三是全球音乐史。“全球音乐学”和“全球音乐史”的概念常常混淆，但二者不同。港口四是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专注于音乐可持续性的研究，其目的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但是民族音乐学和可持续性思维都来自欧美学界。港口五是外太空。所谓“外太空”理论思维，是指蔡所提倡的不要拘泥于西方音乐理论，而是要将眼界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但是该思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框架化、固定化，而忽略了全球很多非欧美民族的民间音乐中已经存在着一套系统的分析方法。港口六是全面包容。“全球音乐学”被蔡视作为是在地音乐学和方法论方面的全面包容，但看似多元的研究方法实则在欧美语境中早已存在，可见这种“全球音乐学”还没有脱离欧美语境。

      二、全球音乐学的视差

      李在讲座中提出的“视差”概念，是指欧美科研框架传播至非欧美语境的过程中，在方法论、概念以及原则等方面产生的认知跨文化。并以中国音乐研究语境为例，关注欧美科研框架传播至中国语境之后所产生的研究情况，同时通过梳理中国音乐学界已有的研究来详细论述全球音乐学中的四种认知论。

      1.四种认知论包括：

      认知论涵化（Epistemic acculturation）：又称“文化适应”，是欧美学科在非欧美语境中的传播和适应，比如“局内—局外”概念在中国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这一概念在中国研究实践下得到进一步延伸，如赵宴会在对苏北唢呐班研究中提出的“近局内人”概念，就是文化适应的典型例子。

      认知地方化（Epistemic localism）：在地化的音乐学研究，由于主要受到本地背景和政策的影响，而很少出现在欧美刊物之中。在中国的科研语境中主要受到政府政策、文化政策、学科语境、项目资助等方面的影响。但李认为，尽管在中国背景影响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与欧美学者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是在基本方法和概念上并没有太大的偏差，如“音乐上海学”概念，实际上运用的就是文化地理生态的研究方法。

认知颠覆（Epistemic disruption）：指较大的认知变化，产生的原因包括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隐喻社会背景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学者会将其所属国家的意识形态投射到异文化的研究对象上。对此，李提到了中国学术界在对塔拉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的接受上与西方学界的不同，以及何弦对于Lady Gaga音乐录影带的研究。在认知颠覆中，也需要强调认知的新定位，主要是为解决由于翻译延迟所产生的研究滞后问题。因此，需要将认知论中的主体迁移到其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中，原因在于认知与审美必然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以，需要强调认知是有定位的，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及型规定。通过主体所在文化语境的认知定位，以摆脱欧美学科的认知中心位置，从而对欧美学科进行挑战和重构。李在此特别提到了叶松荣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中国视野”。

      认知否定（Epistemic negation）：主要是指对欧美学科局限性的批评，强调本土视角。李从目前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对运用欧美学科而产生水土不服现象的反思出发，指出在认知跨文化的过程中，本土视角的地位正在提高。如林冰清对西方民族音乐学中只关注社会功能、过度强调“局内-局外”视角，以及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批评，以西治中的思路存在缺陷。

      2.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李勋康老师对此次讲座做出总结，1) 现存的关于全球音乐学的论著大多是用英文发表，并且循环欧美学科的框架；2) 和欧美语境中的“全球音乐学”不一样，应将全球音乐学定义为非欧美学科中的科研实践；3) 当欧美学科中的方法、概念和原则到达非欧美学科语境时，知识的产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一种认知跨文化；4) 思考全球音乐学时，有必要了解来自不同地理位置、语境和语言的论著；5) 因此，全球音乐学需要翻译，特别是将非欧美语言的研究翻译成英语，以促进真正的全球化学术交流。

讨论环节

      在讲座结束后，李老师与在场师生就“全球音乐学”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李格格老师对当中国学者在采用“全球音乐学”视野进行研究时，应采用何种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疑问。王娜娜老师针对在“全球音乐学”研究中将欧美的导向框架排除在外的思路是否恰当进行了追问。

      李勋康针对两位老师的问题回答道，蔡宽量曾对“全球音乐学”的概念进行过两次定义。首次提出的概念的确是具有包容性，但是在对“全球音乐学”概念进行再定义时，将其等同于“全球音乐史”，也就是说只有两个以上异文化国家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才属于“全球音乐学”的范畴，这显然成为了一种限制与框架。因此，我们不应将“全球音乐学”当作是一种规定性的方法论，而是强调研究实践。只要是进行了音乐学研究的实践，便可纳入全球音乐学的范畴之中，而不需要拘泥于什么框架。

陈乐潇、熊翔两位西方音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分别就中国语境下当代史学撰写中应如何尽可能地避免“全球音乐学”中的悖论，以及“全球音乐史”的研究中是否也存在着诸如西方音乐史中的“中心”和“边缘”问题与李勋康老师进行了交流。李老师分别从目前“全球音乐学”研究中存在的“多元性”粉饰行为与“学科目的性”导向问题，以及研究者与研究课题中广泛存在的“强势”与“弱势”现象进行了回应。

      最后由何弦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整场讲座在热烈的学术讨论氛围下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