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曦帆教授首先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科成立之前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已有学者重视民间音乐的研究，并且有计划地进行收集民歌、创作改编等各项工作。杨曦帆教授指出，在这一时期，学术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主要以服务于音乐创作而展开的。

而民族音乐学科的正式起步要追溯到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召开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这之后，学界出现了关于民族音乐学学科界定的争论：其核心问题即是引进“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看作西方引进的学科还是当作原有的继续；二、是对传统音乐本身的研究，还是应当将其结合社会文化进行研究；三、对民间音乐的研究是服务性的还是独立研究性的。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之中，尽管当时学界对民族音乐学学科还未有清晰全面的认识，但该讨论会的召开，为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定基础。

在之后四十年的时间里，民族音乐学取得了重大学术化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征：一、学术思想上开始接受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二、研究成果不仅是作曲家创作素材，也不仅是综合性民族音乐的总结，而变得更为多元化；三、从传统音乐形态结合传统文化语境予以综合研究。除此之外，与传统音乐研究的互鉴融合也打开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

在民族音乐学学科逐渐成熟的趋势之下，也迎来诸多新的问题：如民族音乐学和文化的关系，现代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进行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等。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个人积累还是学科发展，都是非常值得学者们关注和思考的。

本次讲座杨曦帆教授对民族音乐学在我国四十年以来的发展做了回顾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总结与反思，让同学们对于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带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在讲座中，杨曦帆教授耐心地为师生们解答了疑惑。

问：老师您好。上个月我去了位于泸县的一个彝族的小山寨。这里彝族山寨的传统艺人对于彝族的传统乐器，比如月琴、口琴都不太会。因为和苗族村落比邻，他们把苗族的唢呐学会了，甚至还超过了苗族。他们的唢呐经常用于民族节庆，收入很可观，一个月大概能赚5000元钱。困扰我的是彝族只会苗族的唢呐，在唢呐演奏上甚至超过了苗族，这让我觉得很困惑。

答：很好的问题，因为这是现实工作中的一个感受。我只能根据你的描述做一个我的总结，供大家参考。首先这个地方是多民族地区，的确在很多地方类似的情况会出现，加上你刚刚说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挣5000元钱，其实一种精神作用在驱动它，特别是我们强调的文化自信。第二是这种多民族混杂地区有的乐器是超越民族划分的，在某个地区出现这个民族用另一民族的东西，的确是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彝族在唢呐演奏上超过了苗族，其实唢呐这一乐器在南方都有，彝族比较典型的乐器是马布，但唢呐他们有的地方可能也有。我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它是混杂地区，可能有些乐器超越了民族性。第二是这个乐器还没有成为某个民族唯一的乐器。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有经济因素和人的因素在里面。也许就彝族的这群人对这方面敏感，展示出了音乐能力。虽然唢呐在过去属于苗族，但他们就不敏感。并且我们现在的发展中文化传统存在中断性，但不是绝对的。就像刚刚讲到的传统发明，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都是重新建构出来的，在混杂地区就存在先下手为强。而政府也没有主导偏向，这个乐器必须属于哪一民族。如果结合到刚在那本书给我们一些理论支撑，我们的确今天对传统要有和过去不一样的思考，传统未必是一条线，我们很容易产生单线进化的思路，但它的确是多线的，历史也不是必然的，是偶然的。

提问人1：科研处教师朱婷

问：老师您好。我在大学期间跟着老师去了云南采风。去的区域有很多的族群，比如傈僳族、拉祜族。傈僳族有“上刀山下火海”的传统，就是年轻的男子到了十八岁必须要“走一遭”，才能证明你是真男人。但是这个传统在很多民族都有，不止是傈僳族。为什么有些民族有相同的传统，而有些民族却没有呢？

答：谢谢，非常好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去的是不是云南维西自治县？我们回到历史的一个事实：在中华民国的时候，实际上只有共和五族：“汉满蒙回藏”，没有南方的少数民族。今天出现这么多民族是50年代民族识别才形成的。过去有一种看法，是南方少数民族其实是汉族的“夷化”，后来才出现民族识别工作，直到现在的定型。所以说南方很多少数民族的确有很多共同的习惯，包括共同的对起源的认识，对祖先的崇拜。那“上刀山下火海”当然也属于。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过这一习俗，不过我们要这么去设想：假设我们抛开我们的专业背景，我们就是汉族的游客，可能觉得上刀山是一个很离奇的事情，因为我们汉族不会搞这些。这就是对异族文化的好奇和它的神秘。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原始宗教性。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功夫”，像是很厉害的一些事情。比如我见过一个巫婆，把点完的香一口咬在嘴里，把我吓一跳，但她依然继续做法，这是我们今天不敢尝试的。而这种巫术并不代表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客观去看待，因为约定俗成了。

提问人2：音乐学系硕士研究生张艳琳

问：谢谢老师。还有一个也是困惑我多年的问题：拉祜族是2005年才走出大山的，他们后来和公司签订了协议，有了越来越多的商演活动，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发展，被我们汉人“同化”，而相比之下是否更应该保持他们原始的面貌？

答：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其实很多人也都有关注这一点。第一，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树立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首先在文化上是这样的。你刚才的思路非常好，因为我们思维习惯更多是愿意去寻找共同性，我们是有集体观念的，很少注意到差异性。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是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的，要消除这种现象很难。在座许多老师都是长期做少数民族研究的，我想我们可能有共同的体会：那些比较小、比较少的民族，如果不持久在过去那种深山里面，他们在进入现代社会中，要说“同化”的确是存在的。除非是刻意通过非遗项目来保持，但即使这样也已经被改变很多了，因为他们人口很少。像比较大的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等，它除了边缘地区和汉族有杂居外，核心地区文化是保持得比较好的，包括彝族也是，核心地区是有宗教支撑的。而拉祜族主要是它的信仰原始形态没有太大特征，不受汉族影响也会受到其他周边更大民族的影响。

讲座最后，杨晓琴教授作总结发言：“非常感谢杨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在音乐学理论学科体系中，民族音乐学算是起步相对较晚的专业方向了，但却因其所具有的交叉性、融合性以及多视角性正在影响着我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任何单一学科的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民族音乐学以其包容性、开放性和多面性为我们的音乐理论研究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同时她鼓励在座同学在讲座之后保持开放、包容的学习姿态，吸收并接纳更多元的音乐文化。讲座在热烈的学术气氛中拉下帷幕。杨曦帆教授的精彩讲座令在座师生受益匪浅。